南方部落重建聯盟

陽剛才能救援？災難論述中（被）噤聲的女性觀點

林津如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南方部落重建聯盟顧問

社會大眾想到救援工作時，往往具有陽剛的想像：關於涉險、救援與控制。至今，社會大眾或許仍然記得深入山區帶領族人離開災區的佳暮英雄。但卻或許一點也想不起來災難中有那些婦女進行求援工作。事實上，女性特質的體貼、照顧與持續性，才是災難救援第一現場中最常見的模式，但卻常被忽略。災難是性別化的：除了生理男性與生理女性在社會結構下因不同的資源可近性而與災難產生不同的關係之外，災難救援與安置的工作模式也是性別化的。本文對照災難救援與安置過程中，女性工作者的貢獻與思考模式，與官僚化、陽剛式的工作模式，來論証官方救援模式的盲點。這也是筆者在災後與婦女組織一同工作的過程中，不斷遇到的，每日協商與挑戰的日常細節，攸關於救援與安置品質最重要的考量。

八八風災之後，在高雄縣與屏東縣災區與安置點從事救援、照護與組織工作的女性工作者佔大多數，除了社會大眾所熟知社工人員以女性為主體之外，在地組織在第一線的自救與安置過程中，扮演了更關鍵性的角色，而且以女性的投入為主。舉例來說，在災後投入安置與重建的原住民重要組織中：屏東縣霧台鄉愛鄉發展協會、高雄縣婦女永續發展協會、達瓦蘭大社轉運站、南方部落重建聯盟等，均由女性組織工作者承擔重任。達瓦蘭部落的朋友們戲稱第一時間以物資轉運站提供救援的重要幹部均為「外籍新娘」﹣嫁至大社的各族媳婦們，承擔起災後救援與重建的工作。霧台鄉愛鄉發展協會的執行長勒絲勒絲，與先生長久以來紮根經營魯凱族文化重建與山林復育，在八八災後，因看見族人的需求，在多方壓力之下，仍毅然決然地引進相關資源建造政府政策上反對的中繼屋，為接下來的庇護與救援作準備。高雄縣原住民婦女永續發展協會在災前便以孩童的文化成長班及皮雕班作為培力部落婦女的工作平台，在災後安置於仁美營區的半年中，婦女延伸平時的組織工作繼續進行災後救援與照顧工作，甚至承擔起營區自治會的工作。南方部落重建聯盟由九個高屏地區在地組織串連而形成的聯盟，此聯盟的成員長期關注原住民議題，在災後的倡議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多數的組織工作者為女性。南方部落重建聯盟曾經爭取原住民、生態及性別代表進入重建委員會，也要求政府在救援過程中，以家庭及部落為核心來進行救援與安置工作，並且建言政府設置符合部落文化永續的中繼部落，但皆未被政府陽剛、官僚式的思考所採納。從災區自治到政策倡議，這次八八風災之後在地組織中的女性有極大的貢獻。

上述這些默默進行照顧與社區工作的女性，除了不容易被看見，不容易被媒體報導之外，她們由下而上的操作模式也與官方／男性／由上而下的操作模式形成強烈對比。針對救援模式的研究已經發現受訪女性高度地彈性及運用資源的能力，這是救災工作最能發揮效能的資產，但在官方救援模式之中，這樣的特質卻難有機會展現（Fordham and Ketteridge, 1998: 83)。我們在災區的工作現場也發現，因為婦女與現實的貼近，她們會針對在地的需求提出反應（如托育，共食等照顧工作），她們操作出來的救援模式因為具彈性、分殊化且貼近在地脈絡、能呼應個別差異，服務到自己族人的需求。

相對於婦女細緻及耐心的投入，政府的救災方式卻是陽剛、官僚化的，各單位只想辦法完成自己單位的任務，沒有統合起來一起工作，也就無法以「部落」或以「家庭」為中心地來進行救援服務。舉例來說，在災後的情境中，行政院決定安置地點，教育處主責學童教育，社會處主管社服補助，勞工處提供八八零工就業專案，各單位工作各司其職，在不同的時間點上各自作主，不考慮協調工作，以至於部落／家庭被分割成不同區塊「被救援」。結果是：安置的地點沒有考慮部落的整體性及相對應的交通設施；教育部／處決定孩童八月底無論如何要正常上課，自行決定了上課地點；再來，行政院長決定把災民安置於營區，這使得孩童上學的地方離安置的營區一個小時以上的車程；最後，社服補助與就業補助之間沒有關聯，原住民家庭與婦女在安置階段便已被這些政策弄得四分五裂，焦頭爛額。

舉例來說，布布（化名）是單親，有兩個小孩，災前，她把孩子放在娘家，上班地點就在部落，孩子下課之後自己走到娘家，布布下班之後再接回自己家裡照顧。災後，家裡被土石流淹過，公司移到甲仙繼續運作。為了保住工作，她壓抑著驚恐心情，繼續工作，她被安置在高雄與屏東邊界的營區，距離上班地點一個半小時的車程。孩子被學校教育人員獨立安置美濃，距離營區一個小時的車程，而且孩子每天要再從美濃坐半個小時的車到旗山上課。當工作，自己安置地點，孩子安置地點各自距離一個小時以上車程時，單親婦女如布布，如何能繼續維持工作與家庭的照顧？

另有許多政府單位覺得理所當然，但對原住民家庭與婦女來說是非常誇張的決策，例如，各單位各自決定返鄉日期。結果是：縣府決定營區安置於十二月底結束。國小校長則決定在第一學期結束之後，讓孩童返鄉過寒假。國中校長與教師則為了讓國三學生能專心準備基測，而決定暫不返鄉，繼續安置於平地。看似各有立場及其考量的決定，最沒有考慮到的是原住民家庭的處境：如果家中有一個國中生與一個國小生，這位家長又必須在十二月底返鄉，這個家庭要如何生活？女性平日在照顧家庭與工作兩者的兼顧，通常被視為理所當然，但這使得災後安置過程中，婦女的需求往往不被看見。

在社會化過程中，女性常以「關係」及「家庭」為出發點作整體性的考量，這會使得她們看見「協調」「統合」工作的重要性，也會謹慎周延地使用資源。相似地，一個統合良好的安置計劃，應該儘量協調各單位以「家庭」及「部落」為中心地進行救援與安置計劃。這與陽剛式、直線性的任務取向思考是不同的模式。因此，以性別的觀點，以「協調」「統合」的概念來進行災難救援與安置，將有助於建構更好的、更符合需求的災難管理模式。在這個意義上，女性組織工作者對於災難管理與救援的思考，對於未來的救援模式之建立，有重要的啟發。

※本文發表於《性別平等教育季刊》,2010, 第51期：pp.16-19。

參考書目：　

 Fordham, M. and Ketteridge, A. (1998) “Men Must Work and Women Must Weep”, Examining Gender Stereotypes in Disasters’. In Enarson, E. and Morrow,B.H. (eds.) (1998) 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 through women’s Eyes.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本文刊登在第51期性別平等教育季刊)